谷海慧

　　《皮囊》是一部令人感受颇为复杂的戏。想来，在由青春、乡愁、血缘、传统等构成的散文化叙事中，总有某一点能戳中观众。然而，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它还不能让人满足。因为，无论非虚构、地域特色、“岁月是主角”等噱头，还是“诗意现实主义”的标签，都未能成为它的血肉。

　　《皮囊》由王婷婷导演，改编自蔡崇达同名散文集。无疑，要完成从散文集到舞台剧的跨越是有难度的，创作者的勇气着实可嘉。而跨文体创作、原著畅销四百万册、上演计划一再延期等，更让观众有理由翘首以盼。

　　全剧分为两场。上半场着重表现小镇少年的青春苦闷——黑狗达想远离这个“破地方”的强烈冲动和小伙伴们对外面世界的共同向往；下半场，我们看到获得初步成功的主人公衣锦还乡，在故乡、家庭一仍其旧的窒息感中，抗拒一贯的逃离念头，最终与亲人、故乡和解。

　　上半场中，那种小村镇缓慢的日常、成年人对宗族生活地位的重视、彩礼嫁妆等日常生活法则、拜关公等虔诚的民间信仰、少年们莫名的青春苦闷，不禁让人联想到《宝岛一村》。但与《宝岛一村》相比，《皮囊》显得单薄。《宝岛一村》的少年生活，不经意间便承载了历史、政治的重量，孩子们的秘密和父辈的热望共同构成了“家”的复杂滋味，“成长”因此也成了更有内容的广大话题。而《皮囊》的成长片段则缺乏内在精神线索，只是记忆散点，仿佛阿妈想盖的房子，有了框架却缺乏活色生香的生活内容。这让黑狗达的成长未能在寻常中生出某些不寻常。整个上半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少年们的香港想象。那段热烈的想象一方面令人讶异于80后少年的生活历程和认知居然与70后几乎无异——香港依然是一个洋气香艳、令人心驰神往的所在；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福建沿海村镇为代表的中国大多数村镇生活的闭塞，令人颇感心酸。

　　较之于上半场，《皮囊》下半场的冲突强烈起来。离家八年的黑狗达返回家乡，最动人的部分是与阿妈的冲突。家庭矛盾以极残酷的样貌出现，一个强似一个地凶悍。带钱回来的儿子几乎是一家之主，要用剩下的钱带阿爸去北京看病，而阿妈熬过生活的重重苦难、渴望通过盖房子“站起来”的心愿和以死相胁的蛮劲儿，让黑狗达溃败。理性和情感就是如此纠缠不清，难分对错胜负。家庭冲突是下半场最令人触目惊心的部分，比文展不复当年豪情、张美丽被“围剿”等更具层次感和复杂性。阿妈一定要盖房子、阿爸的名字一定要刻在宗祠墙上而非写在纸上，这些热烈、坚定的人生愿望，以不可动摇的姿态生长。作为儿子的黑狗达没有选择。谁的人生不是“一口气”在支撑？这身皮囊下，争气，是一种人生态度，有时根本无理可讲，因为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遗憾的是，上述重点大多是分析出来的，舞台上多蜻蜓点水。因为还有更多的记忆散点要在舞台上被走马观花，也还有更“综合”的舞台手法要获得施展。其实，这部散文化的、表现人生体验和况味的作品，舞台越干净、越安静越好。舞台技术，尤其多媒体投影的广泛使用、表现人物内心震荡的狂放音乐等，让《皮囊》的舞台常常陡然花哨起来。上半场香港想象中动漫化的多媒体后景，下半场黑狗达想逃离前求问神明时那无处不在的观音面相投影，张美丽被“围剿”时的影像补充等，都显得喧闹。尤其黑狗达再见到张美丽时，那三番两次的强烈音乐和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黑狗达拜神获得内心启示的瞬间，从舞台后方斜铺过来的从小到大的一圈圈定点光，都过分轻易地外化了人物内心。舞台满了，人物空了。外化真是个不大容易把握的手段，明确和急切会把它变成浅化。通观全剧，导演用的比较好的外化元素是那首现场演唱的主题歌，从爸爸口袋里给“我”留了一颗糖到“我”给爸爸留一颗糖，既极为抒情地代主人公倾诉，也一笔勾画出岁月流转、角色变更的常态人生。想到上半场开场时儿子等父亲、下半场开场时父亲等儿子的设计，其中的人生况味在这首歌中更是百转千回。尤其下半场，当空寂的舞台一角，只有歌手在低唱，暗转之时的掌声就是最好的剧场回音。

　　剧终，蔡崇达原作中最戳人的“金句”一字一字被打在那两扇仿佛人生之门的巨大立柱上——“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如果说创作者是在用这句话点题，强调剧作表现的是“每个人”参与的主人公的生命历程，那么，这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线索是什么？戏剧核心又是什么？支点不实导致的叙事碎片化，让《皮囊》既不是青春故事，亦不是乡愁书写，不是“回不去的故乡”的感叹，重点也不在传统中国家庭和宗族关系的文化再现。即便剧作只是一种散文化的观察和记录，也应避免浮光掠影，因为记忆和回味也需要丰满的血肉和有力的魂魄。何况多媒体技术和偶尔的喜剧手法，又在时时冲淡这种散文化风格。

　　散文化不等于松散，“诗意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是“一片生活”。戏剧终归是有目的的舞台行动。虽然《皮囊》的散点叙事中时有戳心点，但艺术经营尚有欠缺。恐怕一些观众的热烈回应，给的是自己的青春和故乡，而不是《皮囊》。

　　话剧《皮囊》，还需要点血肉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