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作为鼓楼西八周年“独角show”演出季的开幕作品，由演员李腾飞主演的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完成了二轮演出，好评不断，豆瓣评分8.7，成为鼓楼西爆款。

　　李腾飞凭借实力将这只叫“红彼得”的大猩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舞台上，唤起观众内心深处对于“人”社会性和自由的思考，引发广泛关注。

　　《一只猿的报告》是李腾飞与郗望导演携手共创的独角戏，他坦言第一次看到卡夫卡的原著时，就被深深打动，并与导演一拍即合。

　　近日，演员李腾飞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聊了聊他如何成为“一只猿”的秘笈，以及因为热爱，十年前裸辞工作、投身戏剧行业的人生经历。

　　走出“别人的开心”体味“独角”的焦虑

　　北青报：起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部独角戏的，整个过程排得顺畅吗？

　　李腾飞：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到要做独角戏，因为现在的戏剧环境对于演员来说，无论是挑角色还是挑剧本，基本上都是被选择的状态。我就想，要做一个自己想要一直演的、从自己内心出发的作品。当时想的是人少一点，最多两三个人。后来慢慢觉得自己在表演上也积累了一些，就想做独角戏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撑得起来。等于是稍微有这么一个野心和冲动就做了，其实是伴着很多不自信的。

　　一开始是我找的本子。看本子的时候，我就想找郗望来帮我做这个戏。我们俩认识小十年了，他在法国留学时学习的是偏视觉喜剧，我们的风格方向比较相近，表演理念也是相通的。但是像这样作为一个导演和演员的身份工作，我们还是第一次。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瓶颈，我理解的表演和他理解的表演也会有冲突。好就好在我们想要的东西、共同的方向是确定的，比如说我们确定了空的舞台、空的空间，和诗意的表达来诠释这个戏。

　　开始排练的前半个月我们一直在摸索、碰撞，甚至冲突，就感觉好像都没有表达得特别透彻。直到有一天，他说你最大的点是你自己要找到乐趣，你才能有动力演下去，而不是让别人高兴。

　　这个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我就想我入行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之前在排练中一直都是想怎么样可以达到导演的要求，导演认可了，我会非常高兴。因为一直在不断地演，这种“别人的开心”我自己其实是不自知的。

　　直到排这个戏，郗望他一直在说：我觉得你现在一直想要做一个好学生，就是我提了一个要求，然后你用各种方式来让导演满意、高兴。但你自己内心的冲动在哪儿？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表达是你自己想要做的？如果你真的累了，真的不高兴不想做这段戏，或者哪怕觉得导演这段要求提得非常违背自己的内心，你可以说不。你自己想要怎么做出来？这才是从演员生发的乐趣。

　　我就觉得对啊，表演其实就是play，最根本的点就是能够在玩中产生创意、产生创造力，从开心中才能生发出很多表达。所以排练中，他跟我说的最多的话是：你不要做好学生。

　　北青报：这个独角戏只有一个演员，一个导演，你俩密集的工作期间，是什么样的状态？

　　李腾飞：一开始我们排练得很密集，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六七点，这样持续了小20天。那时候整个排练场就我俩，所有看到的问题，所有化解问题的方法，所有的东西都只有我们两个人面对。第一次做这种独角戏，那段时间压力都很大，我们都有各自想要突破的自己的弱点和方向，有矛盾、有摸索，也有提高。

　　我的性格不是特别豪放、开朗，而他是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观点那种，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崩溃，他也非常焦急。有一天他就爆发了，直白地跟我说要更加主动地表达观点：如果你同意就是完全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你立马要跟我说出来、要做出来，你不能说，“哦，我想一想，我琢磨琢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演一只猿，导演很清楚我，他觉得我不需要再通过“身体工作坊”那些方法来让我的身体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更多的，是让我打开自己，比如面对观众该怎么放松自己、怎么激发出原始的表达欲。因为独角戏演员是一个人站在台上，一个人构建舞台，一个人完成与观众的连接。

　　我老说他就是找了很多“损招”来激发我。那次我们谈完第二天，他就跟我说，ok，同学，我决定每天叫一个人来看排练。其实很多导演在整个排戏期间是不准别人看的，我们这次算是破了一个大忌。

　　然后每天就有另外一个或陌生或熟悉的人坐在旁边，来感受这个气场。那段时间我真的是非常崩溃，因为这种感觉基本上算是打碎了我的心理战线。一开始我挺拧巴的，非常不适应，但是我要装作自己很适应。我心想每天来一个不同的人，无所谓，看就看呗。但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坐在你旁边，无论他表现得如何轻松，他都会带着某种审视的目光。排练初期，他的一点点举动都会让我非常敏感：他可能只是换了一下座位，插了一下手，手机响了稍微看了一下，甚至他都没有很大的动作，就那么看着你深呼吸了一下，叹了一下气，我就会觉得我刚才怎么了，我做得是不是特别差。

　　慢慢地我就不在意这些事情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专注在自己要做的事上。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就算现在已经演了12场，每次再演出的时候，我其实还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和自己博弈的过程。

　　北青报：听起来你这次是真的突破了自己。

　　李腾飞：对，是的。我不是什么都不吝，越演越疯的类型。排练的时候，我越敏感就会越找不到方向，越压抑，就会特别焦虑，这个焦虑其实也会转化成排练时候的杂念，会非常直接地影响排练当中的纯粹程度。而且如果带着很多这种东西的话，演出时会非常难把观众拉进来，也会让自己非常焦躁。

　　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分了三个阶段排练，这种焦虑经常有，到最后一个阶段，甚至在排练的路上，我就已经到心跳加速的程度，非常紧张、不知所措，就会想“哎呀，等一下要怎么表现，昨天说到的这一段问题我要怎么来突破？我还有好多新的东西没有做……”感觉就不对了。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早上我去排练之前，都会冥想，之前我从来不会这样。好在冥想对我挺有帮助的，做完就会放松下来，让自己不要在没有发生的这些事情上浪费自己的情感，不要陷在这个情绪里。

　　有一天演完之后，我突然觉得这个戏真的非常孤独，太孤独了——你自己每时每刻要知道怎么改变，怎么调整，怎么继续。就没有人能帮你。真的好累呀。

　　动物园里看猩猩，也被看猩猩的人们吸引

　　北青报：有不少观众觉得，《一只猿的报告》恰恰映射了对人、对自我，对当下的思考。这也是你通过这个戏要表达的东西吗？

　　李腾飞：《一只猿的报告》改编自作家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借由一只学会说人话的猩猩讲述自己的传奇过往：它被人类捕获关进笼子，随轮船飘洋过海，行程中，它陡然醒悟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人类社会。我们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讲好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地直接，最初打动我的点也是这个猩猩要寻找出路的一些抉择。“寻找出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境遇吧。这个故事不只是在讲述跨物种和生存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在这里面找到光明的点。可能观众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人生经验都会发酵。

　　北青报：不同于以往的表演都是演人，你是从哪儿入手演一只猿的？积累了哪些经验？

　　李腾飞：我一开始努力在动作上下了很多功夫，看猿怎么行走坐卧，去观察它、模仿它。其实之前我上过一个动物模拟的工作坊，就是郗望和他的老师一起办的。在练习过程中体会到，其实如果把人分类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的情绪像某一个动物、那个人的行为像某一个动物。那时候我就对动物模仿非常向往，觉得很奇妙。我就想，诶，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试试这样的表演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效果？

　　拍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模仿猩猩的动作不是主要的方向，更多的是要展现这个猩猩的动物性。这也是郗望跟我一直聊的，不要机械地做猩猩的动作。他说你真的钻进这个猩猩的身体里，有它的动物性，那你会做什么动作？那样的话大家就相信你是一只猩猩，你随心所欲做任何动作，大家都会相信。

　　我就想自觉进入猩猩的动物性。首先是让大家相信，第二是这些动作融会贯通，而不是刻意地做动作。就像我们家猫，就算只是在那待着，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一只动物。作为人，虽然不可能完全进入它，但我努力做到在那一刻毫无杂念，完全在那个情境里，不考虑其他的事情。

　　北青报：据说你去动物园观察猩猩，一待就是一天。得到不少特别的体验吧？

　　李腾飞：准备做这个戏的时候还是冬天，我就老去动物园看这些猩猩的动态，密集地去了差不多一个月。看它们的动作、生理方式、行为方式。前段时间我去时，看见一只非常不一样的猩猩，也有五六岁了吧，挺大的一个，可能之前它没怎么出来过，它就不像其他猩猩那样，从小就看人来人往，会自动屏蔽这些人关注的目光、逗它的行为。它在一个小笼舍里，一直趴在玻璃上看各种人，看小孩儿怎么吃东西，看大人怎么照顾小孩儿。就感觉这个猩猩对外面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嫉妒似的，它的眼神非常渴求，非常好奇，非常认真。

　　一开始我看见它的时候也觉得很好奇，但是慢慢就会有种非常悲伤的感觉。就觉得它对人那么的好奇，但是它可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一辈子只能待在这里。我就想起契诃夫《三姐妹》里边的桥段：希宁看见家着火了，回去救火。自己的两个小女儿站在家门口，妈妈也不知道跑哪去了，特别无助地看着他。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不知道两个孩子以后在人世间会经历多大的无奈，于是特别地伤感。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反过来，其实我们在笼子外面的人何尝不是这样？也是不自知地待在某个笼子里，很好奇地看着所有未知的事，也不知道自己其实也是会一辈子在笼子里。

　　我印象很深，猩猩馆里有那么一队人经常来，其中有两个老太太，每一个猩猩她都认识，都能叫出名字。每次来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似的，“琪琪，我来了”，然后就跟它唠嗑，跟对自己孙女孙子似的。这四五个人上午来看完之后，下午又来看它。我一直在体会他们的心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其实挺孤独的。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慢慢发现，猩猩馆里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也特别有意思，我甚至觉得可以再做一个戏。三四岁的小孩儿、十来岁的孩子、情侣、中年人、年轻人……他们进来看猩猩，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说的话也是形形色色。有一次，二十来岁的两个闺蜜过来看，她们打开手机摄像头拍猩猩，然后把那个屏幕给猩猩看，跟它说，你看见了吗？这是你啊。我就觉得真的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互动方式。比如有一些人刚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古板，但他看猩猩的时候像换了个人似的，跟猩猩互动起来非常贴近，非常解放。还有人本来很不以为然地进来，然后就慢慢被吸引了，也不聊电话了，一直看它们。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戏，特别有趣。

　　“喜欢”是演戏的支撑被接纳会特别开心

　　北青报：通常情况下，观察生活也是你获取灵感的来源？

　　李腾飞：小时候我就挺想生活在森林里的，向往那些植被特别茂盛、原始，能和大自然非常亲近的环境。我老去天坛，感觉去那儿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对自然、对动物的怜爱以及交流的渴望。比如有个大爷，他每天都会拿一盒花生来喂松鼠，他能知道松鼠在什么地方，等一会儿那些松鼠就过来了。他还知道这只松鼠怀孕了、那只松鼠怎么样了，非常神奇。

　　作为演员来说，会在意自己平常看到的人的一些举动、行为，慢慢地生活中的事就会潜移默化的进入你的表演。

　　之前我有个老师说，演员需要有一种悲悯之心。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可能在生活中还需要慢慢往这方面来靠，首先心性纯净，才能体会到这些最真挚的情感吧。而在戏剧上、在人物上保有这种真挚的情感，那既需要与社会保持一些距离，也要融入社会，这个度是需要演员来把握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提升的空间，不要被生活稀释很多，因为生活里很多的时间是无聊的，是会消磨你的。这需要每个创作者的自觉性，从这里面提炼出故事性、提炼出性格、提炼出意味。

　　北青报：《一只猿的报告》演完两轮，我看到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个人演得很像大猩猩啊。你收获的观众反馈如何？

　　李腾飞：这个戏一开始就是以科学报告的形式出现的，我们也是想深入浅出一些，在导演的斟酌下删改成现在这么一个节奏。我们这个戏不是儿童剧，但确实我发现小孩都挺爱看这个戏的，而且他们非常安静地看，我就觉得还挺感激他们的。有天一个妈妈带着两三个小朋友，看完戏跟我说，孩子们看得非常认真。我特别高兴，也觉得挺意外，因为那些词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理解吧，我也很想知道他们认真的点在哪。

　　我记得刚开始第一场、第二场的时候，观众大致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不敢动，被吓到了。被吓到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生物真的是一只黑猩猩，而且相信这只黑猩猩离自己只有50cm的距离。相信是猩猩站在面前，而不是一个演员，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欣慰。另一种是年轻的观众他们不害怕，甚至还跟你互动。

　　北青报：现场互动时，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事？

　　李腾飞：每次到了那个节奏那个互动的点，其实我也挺忐忑的，我不知道观众是一个什么心态。好就好在我每次看到他们都很好奇。有一次我下去互动，我说了一套固定的词：我学会了握手，但是今天我的生命轨迹达到顶峰的时候，除了握手之外，我还能向大家说几句坦诚的话……这时旁边有一个人拍了拍我的手，还有人摸了一下我的头，就像在摸自己家哈士奇一样，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当自己被他们接纳的时候，特别开心。

　　北青报：能否分享一下，之前是什么动力促使你辞掉工作，选择做一名演员的。以及未来会有什么创作规划？

　　李腾飞：首先是喜欢，就是觉得有意思。对我来说，这样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意义吧。

　　于私心来说，想要有一种面具也好，有一种渠道让自己释放也好，这是我自己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我家是公务员家庭，从小一个院的小朋友都是老老实实学习，长大进体制内工作的那种。我们安徽那个小城里，学播音主持、学美术的比较多，从来没有遇到学表演的。我大学在南京学艺术设计，大学里就喜欢剧社，参与了话剧社、音乐剧社，慢慢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2011年我毕业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是报社的夜班美编。那时候白天除了看戏，就是去参加戏剧工作坊。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是2014年，应征进入鼓楼西的《雷雨》，演鲁大海。后来就辞职专门学戏做戏。

　　其实说到底，支撑自己的还是“喜欢”。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养活自己，能一直在台上演戏，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文/本报记者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