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杨

　　刘震云甫一登上文坛，便善于将主题意义融于日常生活书写之中，而并未沉溺于细节的琐碎。《文心雕龙》有言：“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刘震云创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叙述上灵活多变，于日常生活的琐细中隐含“文外之重旨”，初步奠定了其写作风格。他以写权力网中的小人物出场，后又以故乡系列展示出地域性、民间性的文化价值立场。在故乡系列的小说创作中，刘震云从庸常、驳杂的生活之中，生发出对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与人心变迁的深刻反思。

　　二十一世纪以来，刘震云的小说更侧重于写“说话”，故而有不少学者称其为“说话”系列。他在结构、叙事、语言等多个方面别出心裁，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艺术风格。总体来说，其小说的叙述与对话语言显得拧巴、缠绕、繁复。在种种“拧巴”的话语下，这一系列小说隐含着其对世态炎凉和人心隔膜的深度透视。刘震云洋洋洒洒讲述了一个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语言的缠绕、情节的荒唐只是表象，实则包孕着篇外之“隐”与篇中之“秀”。那些看似奇幻的故事，寄予着刘震云对大时代、小人物的精神追问，实现了小说的“奇正相生”。

　　在《一腔废话》之后，刘震云往往将简单的事情往复杂说。《我叫刘跃进》中，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厨子，却被牵涉进越来越复杂的关系，他想要维系安稳的生活，却越来越危险。《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万为填补精神深处的孤独，他踏上了找寻一个“说一句话能顶一万句话的人”的道路。《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被污蔑成“潘金莲”，她反复申说无力回天。《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她，却也被卷入无法抗拒的命运漩涡。

　　刘震云的这一系列小说，往往将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推到意想不到的荒诞处境之中。小说中现实生活细节容量急剧缩减，在大段的叙事和对话中，他着力将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凸显出来。因其悲悯那些身处复杂关系中，却无力安排自己命运的小人物，小说总在不经意处亮出思想锋芒，追问着他们何以无处安放本不复杂的灵魂。这些看似卑琐的灵魂，原本承担不起拯救与改造社会的重任，甚至连自身境遇都无从改变，但刘震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通过巧妙的安排，让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总能阴差阳错地掀起一片风浪。他笔下的主人公想要维系的，无非是底线性的生存和起码的尊严，但坦诚相待得不到尊重，千疮百孔的灵魂得不到救赎。他们不理解那些超出生活经验的“大事”，但反过来看，他们自己生活中的“大事”又何曾有人关注和理解？这种交流中的词不达意，不仅反映出阶层的隔阂，更透视着人的心灵世界的隔膜。

　　刘震云“说话”系列小说的主题是深刻的，但他反而选择了以轻盈、幽默的方式展开叙述，让人倍感无奈、无力。刘震云的小说中，语言的缠绕是最为突出的审美策略。小说文本的显性结构，看起来是一个个缠绕的闹剧，实际上在语言结构和生活真实上达成异质同构的效果。刘震云以化简为繁的话语方式推进小说叙事，习惯用顶针修辞，将简单的因果逻辑复杂化。看似饶舌的语言形式，后一句不断拆解前一句的意义指向，其最终的落脚点则揭示出人物行动或话语的真实意图。前面句子在语言形式上缠绕，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其审美价值就在于直观还原了生活本相，让人看到生活中那些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刘震云小说，之所以每一部都具有较强可读性，固然和情节的离奇乃至荒诞有关，更离不开他采用的语言技巧。这种技巧不是刻意的炫技，而有其深刻意义指向。“个人”原本平凡微小的命运，被裹挟于不同层次人际关系之中，左冲右突，终于还是在关系之网中难以挣脱，人物的命运也因此显得跌宕起伏。刘震云的小说在审美形式上的独创性值得深入研究。他创造出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那些弯弯绕绕造成的隔膜与拧巴，都被他以话语形式的缠绕呈现得淋漓尽致。

　　翻来覆去的话语形式一方面有“废话不废”的审美功能，另一方面，刘震云小说在叙事策略上的自我重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充分发挥了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的弹性，将这种叙述艺术发展到了巅峰。他在这之后的几部小说在主题和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从小人物的角度牵扯出的时代问题是近似的。与此同时，这种语言形式和思想主题的同构性也不再新奇。这或许和刘震云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小说频繁与影视联姻有关，但IP化的文学创作模式与纯文学的审美独创性之间，毕竟存在着抵牾。

　　从《一日三秋》中，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睿智而深刻的刘震云。在小说中，刘震云在一定程度上收束了语言的缠绕，更倚重超现实的想象在结构情节上的功能。两代主人公的命运依然是拧巴的，而刘震云却能够入乎拧巴的世态中，又超乎其外。他笔下喷空、笑话与人物徒叹奈何的苦涩，形成了更有层次性的审美张力。他不再把人物逼入生活的死角之中，而能在艰难的生活和复杂的人情纠葛中，让人看到“活成笑话”的悲哀之外，仍有一缕面对生活的自如和从容。

　　总体来看，刘震云“说话”系列小说在结构上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不仅仅是延续了早年小说中批判与嘲讽，更创造出缠绕反复的叙事策略，使小说的思想洞见与艺术策略都有可堪称许之处。刘震云不满足于自我重复而仍能有所突破，也愈发显示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