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下午，2025年首场“档案见证北京”文化系列讲座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此次讲座特邀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为主讲嘉宾，以“从元大都到北京城：见证万年文脉”为题，阐释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思想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血脉传承。

　　在两小时的讲座中，王军用大量图片和生动实例以及考古发现，从古人的天文、律历、耕种、测量、时空法式讲起，引领大家了解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根植于中国固有的宇宙观、时空观，作为古代中国营建制度的代表，元大都的规划布局所内蕴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呈现了它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典型意义。

　　讲座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内容既有历史厚度和文化深度，又蕴含着首都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深入挖掘档案资源，总结改革经验、记录改革进程、宣传改革成就提供了新思路。

　　时间，定义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

　　在正式进入讲座的主题前，王军谈起与北京市档案馆的缘分。他回忆自己当时还是记者，无论工作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到北京市档案馆抄写档案，一直坚持了七八年的时间。“到档案馆抄档案，有时闷着头能抄一天，我那时觉得只要一周能有时间来这里抄写，这辈子就不会白活，这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王军感叹道。

　　在抄写档案的同时，王军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思考保护北京城的专题研究。2016年，王军转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在准备报到前，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专门约见了王军，将一个重要的课题交给了他，王军回忆：“张忠培先生希望我到故宫从事宫廷制度的研究，搞清楚故宫建筑布局遵循什么样的法则。比如，为什么文华殿在东边、武英殿在西边？有人说是因为文左武右，那么为什么文在左、武在右呢？张忠培先生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交给了我。”

　　张忠培先生曾鼓励王军从事这项研究，希望他通读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还要把涉及宫廷制度的考古报告全看一遍。正是在此过程中，王军发现了一把钥匙。

　　“是时间，定义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布局。”王军讲出答案，继而解释道，“我们先人是在东南西北测定了春夏秋冬，这主要是通过在黄昏时观测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完成的。因为北斗星在中纬度地区属于恒显圈，我们总会看到它。因为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在黄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恒星渐次移行，由东往西没到地下，再从东方升起回到同一个位置，完成一周的移行，就是一个太阳年的周期。黄昏时观测北斗的移行也同此理，如古人所言‘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由此衍生东春、南夏、西秋、北冬，时间与空间合一的文化观念，对思想艺术造成深刻影响，催生营造制度的时空法式。”

　　“这一时空法式塑造了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的空间布局。”王军举例说明，为什么明清时期刑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就是因为西为秋，秋气肃杀，刑部与杀有关，而与民生有关的户部、礼部等一定是在东边，因为东为春，春主生。“紫禁城内，文华殿建在东边，也是因为东是春的授时方位，‘生长之事，文也’，‘文’关乎生长，合春生之义。而武英殿建在西边，是因为西是秋的授时方位，秋气肃杀，阳气收藏，‘收藏之事，武也’。又比如朝阳门在东，是因为春时迎日于东，日坛在东，春分要祭日。阜成门在西，是因为秋时万物阜成，月坛在西，秋分要祭月。中国古代营造制度是时间与空间合一，时间成了空间的定义者，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文化意义，时间成为了规划师。如果有朋友问我故宫是谁规划的，我会说是北斗规划的。”

　　中国农业源于一万年前

　　新石器时代的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测定已经完备

　　王军谈到，时间的测定意味着农业的发生。“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家赵志军先生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在东胡林人遗址中找到了一万年前被驯化的黍、粟这两种小米的种子。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们说中国拥有一万年的文化史，说的就是驯化农作物以来的文化史，完成农作物的驯化、发展农业，必须准确地测定时间，一万年的文化史也是测定时间的文化史，这是万年文脉。”王军解释道。

　　随后，王军展示了一张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的东胡林人遗址的图片，这是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驯化小米获得考古学实证的地方。其中，还可以看到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还有用海生螺壳和牛骨制作的首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一万年前人类的活动半径”。

　　王军在东胡林人遗址拍摄了一张照片，是他从遗址中向南看的天空。在拍照前，东胡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刘梦问了王军一个问题，她说：“一万年前，东胡林人就已经种小米了，难道他们已经知道节气了吗？不然，他们是如何种庄稼呢？”王军感叹刘梦书记的问题让他心中怦然一动，他回道：“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以后要为你的问题写一本书。”东胡林人遗址位于由北向南的山脉坡地之上，往南一看便是黄道与赤道天区。王军拍摄下这片天空，想象着古人在夜里观看黄道与赤道天区恒星的移行，由此来测定时间。

　　“因为地球的自转与公转，他们只要盯着某一颗恒星看，就会发现那颗恒星每一天都在慢慢移行，东升西降，回到同一个位置，便是一年。这件事难吗？其实不难。比如埃及人看天狼星的运行周期，天狼星就在猎户座边上，这很容易找到，尤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与日月星辰相伴是生活常态。显然，如果他们不知道一个太阳年的周期，不能对这个周期加以规划，是没法驯化农作物的。”王军分析道。

　　针对这一问题，曾有人说：“当时的粮食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而驯化的小米是很少量的，他们形成农业了吗？”王军认为，只要有一个人在做栽培种植的事情，就意味着一场革命的到来，农业革命是人类的大事，先人完成了农作物的驯化，进而扩大种植，有了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就可以衍生高等级复杂社会，产生国家形态，迈入文明的门槛，国家的诞生基于公共服务的供应，观象授时是最重要的服务。

　　之后，王军还介绍了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古稻遗存、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88个储存黍粟的窖穴、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稻谷遗存……这些遗址显示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历程，先人实现定居是基于稳定的粮食供应，大规模农业剩余的出现是基于精准测定和管理时间。

　　“此外，在良渚遗址中发现了的一百多平方公里的水利设施，有高坝、低坝、长堤，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完备的水利系统，表明良渚先人已经掌握了大地测量的技术，这个工程最难的是选址，如果他们不具备大地测量的能力，是无法完成这项工程的。”由此，王军总结道：“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有能力精确地测定并管理时间与空间了。”

　　元大都的鼓楼名为齐政楼，以此显示元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

　　燕山以北5000年前的西辽河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这与观象授时有关。

　　“祭天也就是祭上帝，上帝是人格化的天，祭天显示了君权神授，是天子权力合法性的表示。上帝是中国古代文化固有的概念，是天子权力的授予者。因为观象授时获得了权力，统治者产生权力由天而授的意识，视这个权力为天命，天就被人格化了，就思辨出上帝，上帝位于天的最尊处——众星拱绕的北极‘天中’，人王要在‘地中’与之对应，‘天中’称‘紫宫’，‘地中’称‘紫禁城’，这就架构起国家形态。”王军进一步解释道。

　　王军指出，北京明清天坛的圜丘与红山文化的圜丘均为三重圆坛，圆心对应北极，三重圆坛的“三圆”分别对应冬至、夏至、春秋分太阳的运行轨迹。“最外面的圆是表示冬至的日行轨迹，因为冬至时太阳的起落点最靠南，在外围；最里面的圆是表示夏至的日行轨迹，因为夏至时太阳的起落点最靠北，在内围；中间的圆表示的是春分和秋分的日行轨迹，因为二分之时太阳正东而起、正西而落。这三重圆表示了二至二分，也就表示了二十四节气。这样的知识体系传承有序，其所塑造的时空观对中国古代营造制度造成深刻影响，在元大都的规划中清晰可见。”王军讲道。

　　谈及自己撰写的《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一书时，王军提到在书中他对齐政楼的名称、方位、中轴线制度加以考证，齐政楼是元大都的鼓楼，位于中轴线北端，取义《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意为观察北极周围北极星、北斗的运行状态，推求日、月、五星同度，制定历法，这是《尧典》所记舜帝获得天命的方式。

　　“元大都的鼓楼叫齐政楼，这是忽必烈确定的名字，他取义尧舜禅让，舜得天命，是想显示他是尧舜传人，元朝与历朝历代一样，是中华正统的延续，这一规划意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从平地上拔地而起的元大都，成为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上的一座丰碑。”王军总结道。

　　王军向大家展示了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永乐的改建、嘉靖的改建等脉络的图片。他介绍道：“2016年，我们发现日坛到月坛之间的连接线与中轴线刚好交会于紫禁城太和殿庭院，非常激动，因为日坛到月坛的东西连接线表示的是测定春分与秋分的卯酉线，中轴线表示的是测定冬至与夏至的子午线，这两条线被古人称为‘二绳’,所谓‘执绳而治四方’讲的就是测定‘二绳’是测定时间与空间的基础，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治理天下。我们看到‘二绳’结构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被大量运用，比如曹魏邺城有中轴线，也就是子午线，还有卯酉线，卯酉线连接都城的东门——建春门和西门——金明门，金配西属秋，这就是左春右秋。元大都有中轴线，我们今天北京城中轴线就是元大都的中轴线，它也有一条卯酉线，接连东边的崇仁门与西边的和义门，古人以仁配东属春，义配西属秋，也是左春右秋。”

　　元大都中轴线，呈现“天命抵达的通道”

　　《周礼》记载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就是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西南北，进而测定二至二分，得知并规划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辨方正位是为了定时。王军认为，在这套观测体系里，形成的汉语“中”字所象之形，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村镇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形布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而是南偏东两度多。有人会说这是不是没测准呢，而我却要说测得太准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轴线没有正南正北的，因为避让北极是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在古人看来，上帝在北极，应行避让之礼，只要是文化上的上帝存在，人格化的天存在，古人就会对北极充满敬畏。而北京城的中轴线为什么要避让两度，这与北山的走向有关系，轴线要与山体相顺，顺着山梁寻找建筑基址也是古老的传统。”王军补充道。

　　王军发现，元大都中轴线被设计为“天命抵达的通道”。中轴线上的海子桥，即万宁桥，是取义穿越银河的“阁道”星。《元一统志》记载:“建澄清闸于海子之东，有桥南直御园，通惠河碑有云‘取象星辰紫宫之后，阁道横贯天之银汉’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营造帝都，也有类似的表达——“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意为以渭dafabet唯一官方网站_大发888体育-游戏|下载北的宫殿分别取象北极、营室，以渭河取象银河，再以复道取象阁道，跨渭河予以联系。

　　元大都法此，以齐政楼取象北极，海子桥取象阁道，通惠河取象银河，元朝皇宫则对应营室，“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由此呈现。“营室是二十八宿北宫的星宿，黄昏时它运行至南中天的位置，是小雪节气农闲之时，可以营造宫殿，代表了天子之宫，上帝位于北极也就是天极，其发出的天命要抵达营室所代表的天子之宫，须经阁道穿越银河。元大都的规划是以齐政楼对应北极、海子桥对应阁道、桥下的通惠河对应银河、元大内对应营室，就呈现了这样的景观。忽必烈用秦始皇营造咸阳宫殿的法式来表示他就是尧舜的传人，他率领蒙古民族加入了中华民族。”王军详细解释道。

　　在讲座的最后，王军作出总结：

　　北京元明清都城规划是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经典塑造，其在中轴线制度、平面规划设计方面，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天文与人文的核心理念，这些思想观念直通农业文明的原点。

　　北京元明清老城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性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不间断发展的产物，包含了支撑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最具基础性的人文信息，彰显惊人的文化连续性，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海纳百川、一以贯之的高度包容性与适应性。

　　（本版文献图片由王军提供）

　　文/本报记者韩世容

　　摄影/本报记者韩世容